香港富商陈启宗继以家族慈善基金“晨兴基金会”名义向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约21.5亿人民币），这一哈佛378年校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后，9月18日，陈启宗与夫人再向南加州大学职能科学与职能治疗学部捐赠2000万美元，这是一周内“晨兴基金会”向美国大学提供的第二笔善款。
   
       近日，陈氏家族的捐赠行为在网上引起了广泛讨论，为何中国的企业家不捐赠中国的高校，却要捐钱给国外高校？
中国企业家向国外高校的捐赠行为确实不是个案。2010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用于管理学院新校区建设，成为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张磊为耶鲁大学MBA）捐赠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2011年1月，中国温斯顿电池制造有限公司创办人、稀土锂电池发明人钟馨稼向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捐赠1000万美元，资助该校伯恩斯工程学院开发清洁电池、太阳能以及可持续交通研究，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2014年7月，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向哈佛大学捐款1500万美元（约9300万人民币）成立“SOHO中国助学金”。。。。。。
       其实，企业家的捐赠意愿本属个人行为，我们无权妄加评论或干涉，但是捐赠行为的背后映射出的中国公益事业的问题确是我们想要去探究的——中国的公益慈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使得中国企业家的捐赠款纷纷“外流”？
中国企业家的尴尬
       现年65岁的陈启宗曾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指出：“在内地行善，有时会自讨麻烦。”他回顾当年捐助故宫修复建福宫的事，但后来被爆出的“会所门”事件搞到心寒。而对于他口中那些自讨麻烦的项目细节，陈启宗不愿谈及。他指出，内地学术腐败以及学术风气有待改善，“学术不严谨，做不出世界一流的研究，”这也是他捐助哈佛的部分原因。
       许多中国企业家都曾表示，他们所在的企业曾经与中国高校合作过，包括联合开展研究、设立联合实验室、设立奖学金等等。但是，这些事项后来都慢慢停止或缩减，其中原因主要体现在项目缺少监测和跟踪、科研进展缓慢、科研成果难以与企业需求接轨，甚至还有项目资金挪用等等问题。
       中国企业家以捐赠报效国家的一番热忱被一次次打击。
       中国教育慈善事业的窘迫
       国外的大学，有专业机构负责募捐，社会募捐的经费是保证学校独立办学的重要力量，学校在给捐赠者冠名、使用捐赠资金等方面，有规范的制度，包括通过学校理事会决策、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在学校治理过程中，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捐赠者并不能干涉学校的办学等等。
       在这种现代大学制度之下，学校办学信息公开、办学经费都必须用于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因此，捐赠者并不担心捐赠的资金会被滥用。可我国内地高校则不然，由于缺乏现代大学制度，近年来就连国家拨付的经费都存在被挥霍、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的情况，因此，很多捐赠者对捐赠内地大学，要么处于观望状态，要么被捐赠后无下文的结果逼退。
       在公益慈善相对成熟的社会里，公益组织应对捐款人承担的责任包括：所有的善款用于帮助实现基金会的使命、获得适当的表扬与认可、获得基金会的审计报告、工作报告以及对捐款人隐私信息的保密等等承诺。而这一系列制度性的保障，反观国内高校，国内大学的基金会依然难以实现，究其表面原因是国内大学基金会缺乏专业化的管理制度，深层原因是国内大学基金会的理事会大多由大学现任行政领导担任，是大学行政体系的附庸。所以，国内大学基金会如何让自己转变为一个教育类慈善公益组织至关重要。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浙江馥莉慈善基金会尝试“有效公益”
       从2012年至今，宗馥莉已经先后对国内两所高校进行了捐赠，金额达到一亿七千万。关注慈善，其实仅仅是宗馥莉整个事业版图的一个部分，她更大的梦想，是希望能为中国整个食品行业产业链的完善做出努力。
       2012年，她捐资7000万元与浙江大学合作设立馥莉食品研究院。这是一笔数额相当巨大的高校捐赠，用于中国特色食源开发和食品营养与安全的科学研究，侧重食品的基础研究。对宗馥莉女士及馥莉慈善基金会来说，捐赠高校开展食品领域的科学研究，不仅是事关中国食品科学研究领域的事，更是事关中国食品领域人才发掘与培养的大事。
       当然她也知道，要解决全行业的生态问题，仅仅规范前端产品研发阶段是远远不够的。“我是整个生产的过程都要去管，不能只管了最原始的一部分，这样我才有可能把整个行业慢慢地撑起来。”
       因而在2014年5月，宗馥莉又捐资一个亿，与西安交通大学合作成立馥莉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这是一个全新的教育项目，针对中段食品生产过程，专项培养食品机械领域的高级工程师人才和行业领军人才。三年间，做出如此大的两个举动，她在高校的选择上，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我们从来都是主动出发寻找项目的，虽然这样要比被动接受项目耗费的精力更大、时间更长、磋商更久，但只有这样我才能确保受赠方的质量，保证理念的一致。”
       选择捐赠的高校时，馥莉慈善基金会不仅将学校的科研能力、教学质量、高校排名等因素作为选择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学校及校领导的教育理念与公益理念是否与馥莉慈善基金会一致，这是馥莉慈善基金会选择捐赠对象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为了这一原则，宗馥莉或带着工作人员跑遍全国拜访高校，或邀请高校来杭协商，对于捐赠对象的选择，最短的也历时半年之久。
       自从“郭美美事件”以来，中国慈善业的弊端就被放置在显微镜下。在大的慈善环境不完善时，宗馥莉跟很多慈善家不同，她不敢掉以轻心：她会以项目制的方式去考核团队和基金善款的执行情况，亲自参与学院师资的聘请、课程的设置、研究目标和方向等工作中......这便是外界所传的最“严苛”慈善家的由来。
       之所以特别重视教育理念的吻合，是因为馥莉慈善基金会对自身所秉承的公益理念的坚持:不想把教育公益做成“撒手掌柜”般的慈善事业，而是要在不干涉学校教学工作的根本原则下，监督受赠者对捐赠项目各工作的开展，推动“有效公益”机制的建立。
       包括以严格的合作条款明确强调捐赠款项的使用范围，并在每学年度结束后针对款项使用做检查，力求款项使用到位发挥作用；邀请高校校长、书记与学院领导及捐赠者共同组成理事会，更好的为学院的发展把握方向，实现公益目标；请学院定期反馈工作内容，以对学院各项建设工作做到更好的了解等等。这些在馥莉慈善基金会看来，都是作为捐赠者的职责与受捐者的义务。此外，馥莉慈善基金会还认为受捐者应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义务。作为科研院所，不仅要将研究院的教学与科研做好，更要将研究院的优秀成果与最新成绩向社会公开，履行好研究院作为科研院所的责任。
       “有效公益”是宗馥莉的大胆尝试与创新，她坚信，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馥莉慈善基金会一直在中国的教育公益领域中做着尝试，试图探索一条中国企业家捐赠教育等公益事业的可行之路。

关注“有效公益”的首个项目： 浙江大学馥莉食品研究院
     浙江大学馥莉食品研究院是馥莉慈善基金会尝试“有效公益”的首个项目。据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透露，基金会从反复协商捐赠条款开始，就为该笔捐赠制定了包括按需拨付年度款项、为科研制定成果指标、每年强化学院工作考核等等一系列举措。
今年夏天，浙江大学馥莉食品研究院将第一批参与国际交流的10余名学生送出国门，同时迎来了第三届新生。在两年的时间里，研究院取得了令业界关注的优异成绩：
       他们尝试并成功在国内教学中实践了IFT教学理念和标准，通过积极引进国外名师全英文教学，采取小组讨论（Workshop）、课程设计（Project）、课程实践（Seminar）和学生报告（Presentation）等国际化的教学和考核模式，为国内高校教学模式的改革作了有益借鉴； 他们鼓励学生以自主寻找课题开展研究的方式取代传统的跟随导师被动性参与研究的方式，学生们针对“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的网络搜寻和甄别”、“粤式饮食的特点和科学”、“中国饮食变化与慢性疾病的关系”、“家庭饮食习惯变迁”等等议题做了调研并发布调研报告，调研报告获得达科他州立大学Kalidas Shetty教授的充分肯定，并特意向研究院发来邮件邀请研究院学生到美国深造；2013年11月，由浙江大学馥莉食品研究院主持进行的浙江大学中国特色资源植物化学素数据库项目建成。在研究院整理获得的第一批近4900多条关于杨梅、柑橘、竹、梅、荷、食用花卉、茶、香料、浆果等植物化学素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数据，已有700条数据被上传，并被数据库录取400条；两年中，共授权发明专利13项、发表SCI论文25篇、开展国家级科研项目7项、省级科研项目5项.....
       浙江大学馥莉食品研究院执行院长刘东红曾这样表示：“两年以来，全国的同行对我们的人才培养实践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也得到了国际上同行、学生、学生家长的认同；研究院发表的研究文章不断增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基金的研究项目中、甚至我们研究院基金项目在基础科学上的研究也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领导和专家们的赞许；我们的公众开放实验室已经拍摄了十多期的节目，很好的向社会公众传递食品安全与营养知识。尤其重要的是，在公众科普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学生们逐渐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中国公益慈善的道路该如何长久的走下去，还需要各行各业、各领域及政府专家的探索，但固步自封，明知存在的问题却无法冲破思维去解决是坚决不行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是时候戳戳你的脊梁骨给你点提醒了。